江青评传（电子书——有原书插图）

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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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共产党历史，就是同毛斗争、同毛思想斗争的历史。上面《江青评传》这段历史，就说明了问题。十次路线斗争，就是同毛同毛思想的斗争史。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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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

一九四八年春，江青在胜利结束了陕北转战之后，跟随毛主席经历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惊心动魄的大轰炸，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江青夜以继日地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因为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伟章，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警惕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醒世恒言，预见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反“和平演变”更加艰巨的斗争。而这一切，都包含着江青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说，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江青都和毛主席一起探讨过、研究过，在毛主席的启迪下，在共同切磋的过程中，她更加明确清晰起来，她把自己的思想溶入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随毛主席抵达北京，住在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江青和毛主席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彻夜未眠，交谈着今后的革命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如何进行？苏联的经验是否都适合我们中国？苏联的一切是否都好？这些问题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中。江青，你有什么看法？”江青望着毛主席的脸说：“我看应该到苏联去一趟进行实地考察下，把他们有益的经验拿过来，对于他们走的弯路、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好避免。”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可是，我无法脱身，派别人去，他们回来净说苏联这也好那也好，谈不出实际情况，看不出存在的问题，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我现在考虑派你去一趟。一是悄悄地来回，不会有大的影响，再者，也好找个理由作为托辞。你愿意吗？”江青嗔怪地说：“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是您这位大主席的安排，我说过二话吗？我想，就以看病为名，。李讷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大夫说应该尽快切除；我这两年的奔波，生活条件那么差，就我一个女人生活在你们这些大男人中间，很不方便，许多卫生都无法做到，总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很想看看大夫认真检查一下。你说行吗？”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江青的手说：“陕北转战真难为你啦！现在胜利了，是该好好看看病，今后的斗争我还离不开你这个亲密助手呢。只是，这一段的荣誉、掌声、鲜花你可享受不到了。”江青抽回自己的手，认真地说：“我是那种爱虚荣的人吗？”毛主席赶紧说：“好！那就这样商定了，你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就算我毛泽东的秘密特使吧，不过不能告诉任何人。” 　　于是，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坐火车到大连，再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其实，江青除了身负使命，也确实需要看病，所以，曾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四次去过苏联。江青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磨难，使她得了子宫癌（当时苏联的大夫让她化疗），又患有胆囊炎等症，一劳累就脸色苍白，严重时瘦弱憔悴，体重降到不足100磅。 　　在苏联，江青接触了苏联当局方方面面的人物，也曾到农村、工厂参观访问。斯大林高兴地接见并宴请过她，集体农庄的农民曾和她亲切交谈，工厂的工人们也热情地接待过这位东方贵客。 　　江青通过对苏联的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斯大林是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了卫国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人民真诚地热烈地崇拜自己的领袖。对此，斯大林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但他过于封闭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多，只依靠汇报做出决策。他可能接受了列宁被刺杀的教训，处处小心，保密措施十分严谨。更为严重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和苏共领导层光强调经济建设，只陶醉在高科技的辉煌成就中，不讲不抓思想领域的斗争，出了问题就依赖武力镇压，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他对世界革命的指导与支援，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世界格局的平衡，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他手下的人这种思想更加严重。 　　在苏共中央的最高层，表面上围着斯大林转，对斯大林是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可是内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江青发现，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原著并没有几个精通，只陶醉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自我满足中。甚至有的人争权夺利，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地位，把职务的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不少人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江青特别注意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看一些电影、戏剧。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像他们表面上宣传的那样保持马列主义的纯洁，而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塞了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只以电影来说，除了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好的影片外，而其他片子，很少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更看不出阶级斗争的精品；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大多局限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把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与私有制的决裂、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引进的西方电影、自己拍摄的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宣传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温情思想，甚至模糊阶级阵线，反而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把战争统统写成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制造恐怖气氛，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这类影片虽然不多，但很投合一些人的口味，大有上升的势头。 　　有不少时候，江青带着俄语翻译，走到田间地头，接触到集体农庄的人群。苏联的农村，有原始农村公社的基础，实行集体化比较容易，只不过沙皇时期大地主、大庄园主是农村土地的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而地主富农大多逃到国外，所以农村似乎没有公开的阶级敌人，表面上看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薄。但这并不能说农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据江青观察，这里阶级斗争还十分严重。残余的地主富农分子经常进行破坏和捣乱；集体农庄的庄员，由于缺乏思想教育，或者说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很多人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在农庄劳动只为了获取个人更大的收入；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大都不参加劳动，有的忙于事务性工作，有的把集体的办公条件搞的很豪华，小汽车也成为负责人的专车。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弥漫着集体农庄。 　　莫斯科郊区的工厂很多，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很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江青在苏联，每天都能获得苏联工业战线捷报频传的好消息。江青在与苏联工人的接触中，获得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多数工人都感到生活很满足，也很自豪，很少思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大家向往幸福的明天，而明天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物质享受，很难再说出什么。问他们对工厂领导人的看法，也只是说“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多干活领导就多给奖金，比资本家强多了。”至于对工厂领导人的特权、种种不合理的享受，只有个别工人有意见，有看法，有的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的功劳大，有能耐，应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 　　在与工厂领导者交谈中，江青发现，这些人引经据典的管理模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套上了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拿不出符合马列主义的新东西，还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一套，他们实行的政策、奖惩办法、思想倾向，都是要培养一个包括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内的特权阶层，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当成阿斗，只用一些严格的制度、严厉的处罚来约束工人群众的行为，总是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精神、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多给工人办点符合切身利益的好事就可以了，根本不想或者没有想到让工人们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 　　每次从苏联回来，江青的思想都不轻松，似乎待的时间愈长，发现苏联的问题愈多。她得出结论：中国不能照搬照学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自己应该协助毛主席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道路。 　　江青把自己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毛泽东的妻子就是了不起，能看出苏联老大哥存在的问题，不简单！其实，我对苏联一直有自己的见解，从建党那天起，直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长征路上的斗争，王明的一系列表现，都有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影响的存在。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无法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无法这么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事实。但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苏联的支持也要一分为二，他们的错误影响也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过去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这样。他们之所以有种种不正确的观点，还是个掌握马列主义的水平问题。他们不只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其他兄弟党，不只在国际上，也会在国内出问题，我原来就是这么考虑和分析的，你的实地考察，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好好读马列的书，精通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路怎么走。” 　　毛主席又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们也住进了封建皇帝才有权居住的地方，我被有些人当成皇帝看待，你也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今后，你想做点什么工作？”江青思考了一下，严肃认真地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立定志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自从跟了你，认识提高了，所以也更加坚决了。今后，我还是做个马前卒，做好你的哨兵，为我们的共同理想做一番事业。”“那好！你一不要挂什么荣誉头衔，二不要和那些资产阶级直接打交道，可以从文艺入手，就做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吧，同时多注意国际国内各种动向，收集些情报，一切有我出面处理就可以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地说。

　　从此，江青默默地按毛主席的要求去做。她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毛主席这样安排的良苦用心。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不出问题，必须抓好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所有制的改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弄的不好，党会变质，国会变色。所以，中国解放后，江青没有像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夫人那样忙于“社交”，忙于“和平事业”，忙于“儿童妇女工作”，而是潜心研究文化、教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研究文艺战线上改革问题，江青名副其实地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尖兵。这项工作，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在世俗眼里，是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当革命胜利后，不少革命者需要的是鲜花、美酒，听的是颂歌，要的是光宗耀祖的风光，人前背后讲究的是地位、身份。惟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讲这些，还需默默无闻地继续革命，继续“挑刺”，继续“找麻烦”，继续“讨人嫌”，一句话，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江青就是这样做的，江青的伟大也正在此处。

　　1951年，江青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参加了湖北省武汉附近农村的深入土改。她带着几名土改队员，仍旧用“李进”的名字，和贫苦农民吃住生活在一起。她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出一条与苏联农村变革不同的道路。斗地主和听农民诉苦的工作必须做得既细又好，才能达到启发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目的。农民痛哭时，江青也坐在地上一块哭泣；她尽管得了气管炎，还是参加查恶霸、起浮财、分土地的工作，并亲自把没收的财物送到贫雇农手中，把土地证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她告诉农民，这不是共产党的恩赐，也不是那个领导人的功劳，而是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夺回自己应得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今后，应该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提高阶级觉悟，彻底挖掉穷根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她特别注意做妇女工作，教育大家开阔眼界，加强思想政治认识，抛弃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传统，做好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清晰的，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她处处以身作则，给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农村干部做出了榜样，有时为了照顾她的健康，不让她一些十分艰苦的群众活动，她会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爱护我，而是让我脱离群众！”有时为了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在菜中多加了一些油，她也提出抗议。在湖北农村三个多月的生活快结束时，江青“不敢参加”最后的土改庆祝大会和工作队告别会，显然是因为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发狂”，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使她受不了，临离开那天，农民们敲锣打鼓欢送，人们把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好多人哭了，江青也哭了。

　　江青和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夫妇最大的不同是永远不脱离群众，这也是江青多次秘密出使苏联后感到自豪的地方。经常去中南海访问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平静、和蔼而贤良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翟作钧来看望老首长，江青正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毛远新从延安时起就跟着毛主席，当时才几岁，主要由江青照看。），她马上热情地欢迎翟作钧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问好，这下使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都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吃晚饭时，特为招待他加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地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完全是个贤妻良母。还有一次，1954年夏天，毛主席招待对中国解放事业有过帮助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家。事后，张治中的女儿说：“毛伯母（江青）很有礼貌，很热情。”张家的人也都认为江青一点不摆架子，对他们很尊重，完全不象“中国第一夫人”。

　　1958年盛夏，江青陪着毛主席到河南农村视察。和农民代表长谈之后，毛主席在住处招待他们，并把全家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侄儿毛远新。她是我的爱人，”毛主席指着江青，诙谐地说：“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吃饭时，江青和毛主席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人。临走时，全家五口人把农民代表送到门外，江青亲切地一再说：“再见！再见！”

　　1959年夏天，中共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庐山斗争，在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时，毛主席感到筋疲力尽，所以立即把在上海的江青召唤过来。江青为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会后江青陪着毛主席游览了庐山的一些名胜，拍摄了很多照片，使毛主席从痛苦的党内斗争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后来还在江青精选的风景照中题了不少含义深远的诗句，其中有《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此诗1963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公开与读者见面）和《五绝·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此诗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时首次向外界披露）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深入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奇功。由于苏联的军队强调正规化、专业化，脱离生产劳动，江青从苏联回来曾经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苏联军队会走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怕中国军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鼓励她发现好的苗头及时予以报道和表彰,走自己军队建设的道路。现在，她发现这个部队的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两百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调查报告说：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处理好家庭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是江青苏联秘密之行的另一个附带课题。家庭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必然反映到家庭中，尤其政治家的家庭，何况按中国的传统教导，政治家为了搞好国家，首先必须管好自己的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关系如何处理，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学习的榜样。列宁逝世过早，他的遗孀是内外碰壁；斯大林的家庭也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桎梏。毛主席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跟他们玩，指导他们，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是把他们当作自立的个人看待的。而江青，作为家庭主妇，又是毛主席的第三个妻子，她的处境就比较困难：四周有前两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关系，还有好多或明或暗以政治监护人自居的所谓亲朋好友时时要博取权力，这样就制造了家庭内部的不少麻烦。他们可以挑拨李敏与后妈的关系，用李敏和亲妈的势力向江青施压；也可以怂恿毛岸英兄弟去批评江青，甚至这两位儿媳也成了某些人向江青进攻的王牌。江青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以表里如一的襟怀，跳出几千年私有制传统的束缚，一切用无产阶级思想为衡量的准绳，大而化之，把儿女后辈都当作革命事业接班人来对待，把全家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上来，把大家的行动变为忠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所以江青生前没有人能公开说她一个“不”字（除了政治陷害的谣言之外）。

　　李干卿是江青同父异母的长兄，比江青大13岁。1959年有人提出李干卿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要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写信给江青，请她给自己说情，遭到江青的严词拒绝，并让李干卿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江青还写信告诉当地政府“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李云霞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并且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解放后，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1959年江青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子，除了叙述姐妹深情，还给她们讲解了国家的大好形势，让她们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面前的困难时期，同时要求她们不能特殊，不能打着自己的名义向政府提“照顾”，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江青严肃地说：“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最后，江青拿出自己的工资让警卫战士给她们母子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打发她们尽快回了山东老家。

　　有人说江青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并以“政治夫妻”来嘲弄奚落江青，认为她得不到毛主席真正的所谓“爱情”,而这些人的所谓爱情不外乎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其实这是天大的无知。政治家的夫妻，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结合，而不是出于外界因素的苟合，都应该是政治夫妻。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的，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是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来决定的。江青和毛主席是在相对比较稳定的延安结的婚，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已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当然要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形成夫妻关系，也就当然是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夫妻”。他们不像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带有青年学生的热情、冲动，也不像朱德和康克清是残酷战争中的彼此需要，他们倒像刘少奇和王光美，都是“政治夫妻”，只不过一个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光辉结合，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臭味相投。毛主席曾多次向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铮铮誓言，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毛主席和江青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谱写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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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篇章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风靡全国、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而其实真正书写这个新篇章的第一篇文章，却是开展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来愈明朗化。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它要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役的共产主义方向迅跑。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贯彻着、执行着、完善着的路线。另一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使中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内，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建设中国，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阶下囚，过着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固地执行着、变着花样表现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于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路线中形成的严密组织系统，又由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扑朔迷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起彼伏，有消有长，其中的猫腻，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中下级干部也看不清、理不明，只有那些决策者，或者那些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精髓的人，或者那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才知道在平静水面下的急流险滩、波涛汹涌。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这在比地位、攀职务的人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可江青时时不忘毛主席的重托，时时牢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她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是在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三月到五月，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于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说：“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这下惹恼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们正想从这部电影打开缺口，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达到阶级调和、讨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不想让江青识破，于是恼羞成怒。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影片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慢条斯理地搬出后台老板：“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刘少奇也听取了汇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江青迎接这次挑战，虽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由于阻力太大没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初，江青又接受了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是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电影《武训传》出笼了。

　　《武训传》是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的。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进行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主席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

　　文章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混乱思想的制造者并不就此罢休，在报刊上、在讲话中继续赞扬“武训精神”。周扬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作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和毛主席一看阻力这么大，一方面更加感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一方面准备把斗争展开，引向深入，借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愤怒地对江青说：“看到了吗？有人还想秋后算帐的。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于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毛主席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没人知道、没人了解她的情况，所以调查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当然也受到了周扬（当时的文化部长）派去的人的刁难和阻挠。尽管这样，江青克服了一切困难，不顾身上的疾病，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和间接地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江青告诉毛主席说：“看来问题不简单，周扬、胡乔木等人仗着刘少奇支持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派去的人处处破坏和捣乱。”毛主席说：“他们的问题慢慢解决，你先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的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耳听到过，他竟然虚报年龄，说什么‘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听到武训讲过’。其实，武训死时，他才不足十一岁。可是劳动人民箫振录（堂邑县箫集会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当地人嘲笑武训，给他起的绰号。——引者注）的学校穷人根本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呢？现在的学校才是真正的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的调查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摔，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义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放高利贷，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主席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帐，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毛主席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即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污蔑他‘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主席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做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的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主席和江青共同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这篇《调查记》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收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 　　周扬他们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以退为进，做了表面上的检查。 　　江青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与周恩来交谈，把毛主席批评《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意见传达给他。 　　有一次江青跟周恩来说：“总理，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周恩来点头佩服，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很深刻。他知道她所说“其他的一些人”是指刘少奇他们，但当时他不便点破，也不能点破。他是亲耳听到一些刘少奇对周扬进行支持、对江青非常反感的一些话的。 　　江青告诉周恩来：“我们和周扬他们的斗争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等人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鲁迅，诬蔑‘左联’搞宗派，强行解散，为讨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用救国会代替‘左联’，遭到鲁迅先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随即江青详细介绍这段历史。周恩来说：“鲁迅是正确的，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的错误思想是一贯的，必须进行批判。”至此，周恩来开始站在江青、毛主席一边，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用电影《武训传》发动的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周扬他们真有一点良知，是会觉悟和悔改的，但出于顽固的错误立场，他们除了灰溜溜地做了表面性的检查，而内心恨死了江青，认为江青“无事生非”，“找茬”，甚至公开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以此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拉拢一起犯错误的人。殊不知，周扬等人完全颠倒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应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应该由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文化艺术的阵地，而你们背道而驰，宣传封建主义的破烂货，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扬幡招魂，发起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江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了正当反击，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真理不是已经辩明了？！你们倒打一耙，只能说明是混蛋逻辑，是剥削阶级的理论。 　　正是由于江青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发起了有力的反击，影响了广大工农兵，影响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高了不少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了革命队伍中的人们战斗的勇气，才出现了一九五四年“小人物”批评“大人物”，山东大学的学生李希凡等人驳斥理论权威俞平伯的好苗头、新气象。 　　长期以来，“红学”界被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把持着，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毒素来危害青少年，其代表人物就是挂有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员等多种头衔的权威人士俞平伯，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简论》。一九五四年夏，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很快被江青发现了。她饶有兴味地读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等人，竟遭到他们的反对。毛主席知道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全文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主席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极其强烈地震荡着中国知识界。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相继开会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 　　建国后，江青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书信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进军号。但是，并没有能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所以每次斗争，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只敲打了几个马前卒。由于他们仍然掌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统治体系，因而尽管江青冲锋陷阵，有时毛主席亲自出马，仍收效甚微，甚至有时还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打击异己、培植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黑幕。其原因就是没能广泛、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没能培养出自己的马列主义队伍，没能把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的政权夺过来，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权牢牢掌握起来。

河山

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斗争到批驳俞平伯等人资产阶级唯心论引起的风波，预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将正式拉开序幕，而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则敲响了开幕的锣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江青敏锐地发现，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突然显著减少了，她马上告诉了毛主席：“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当时正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江青的话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应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变化，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以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主席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反斯大林行动的。” 　　毛主席沉思了，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 　　“这是肯定的，这几年斗争的矛盾会趁势暴发一下。国际的反苏势力会制造一些事端，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会遥相呼应，党内的右倾势力也会有所行动。”江青有些忧虑地说：“我们可要早作准备啊。” 　　见毛主席没有出声，江青接着说：“尽管斯大林有一些错误，也造成过严重危害，但我们不宜在国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地，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 　　毛主席说：“你的认识和观点很正确，我会在政治局讲这个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发表我们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苗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今后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局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立即响应：“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马上行动起来，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如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规定，由于受到广大干群的抵制，没能贯彻执行。 　　江青把这些动态报告给毛主席：“主席，这些动向是个信号。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丰，可能还自觉不太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去年‘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主席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于是，毛主席召集全国省、市委书记开会，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大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会后，江青问毛主席：“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活下去呢？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毛主席说：“不过，也有不跳的，隐藏很深的，甚至变着法子浑水摸鱼。你好好地看看吧。” 　　从一九五七年初整风号召发出后，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予反击，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分清是非，辨别鲜花和毒草，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水平，积聚左派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实行有效反击。 　　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的安排非常反感，他们的本意是“整整个人崇拜”，“破除个人迷信”，降低毛主席的作用，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不想这样一来，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威望更高了，而受自己右倾思想影响的党内外人士纷纷跳了出来，叫革命左派抓个正着。刘少奇发泄地说：“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气氛紧张起来，似乎只有创造斗争的样子，才舒服，好象就有这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随后他真的“浑水摸鱼”，指示负责反右工作的邓小平，要多打几个右派，“法不责众”，“有机会纠正的”，“现在正在风头上”。 　　江青却不管这些，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及时送给毛主席参考。江青参与的整风活动，既打击了真正的右派，也发现了一些党的干部以反右派为名进行公报私仇，对提意见的群众无限上纲，有意多报右派人数等问题。她特别提到周扬：“整风一开始，他带头闹事，说：‘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有初春的感觉。’又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可是后来抓右派时，他又摇身一变，表现最‘积极’，他主管的单位定了那么多右派，是他们搞得鬼，都是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 　　毛主席告诫江青：“这次斗争，要有侧重点。该解决的问题很多，应有先后。这次能在经济战线急风暴雨革命之后又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很不错了。它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江青的工作，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南海“一组”会议上专门提出表扬：“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下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是要准备继续打仗呢。” 　　毛主席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当成革命同志、当做党的干部来要求来使用的，只不过又遵循着“亲者严”的古训以及从更高标准来培养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 　　江青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她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做好无产阶级革命哨兵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夏，江青正在上海做调查工作，收集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决策时的参考。去年夏天，她陪着毛主席视察各地，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的冲天干劲，但也看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时简单粗暴，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作风，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这些她都及时详细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主席分析产生问题原因时讲到的“所有制观念”印象特别深刻。毛主席指出，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过渡到比较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还得有个过程，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地方出了严重的缺点、错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全党提出认真读书学习，提高认识，纠正偏差，彻底改正错误，以利于继续前进。这才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了“庐山会议”。 　　可是会议开始不久，江青在上海就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她马上去庐山。江青立即感到出了问题，不然毛主席不会这么急。她上山后，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又有大仗要打啦！”他让江青先看材料，看会议简报，看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江青看完之后，气愤极了：彭德怀怎么能这么不顾事实，夸大错误，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呢？！毛主席说：“先别生气，你说说彭德怀要干什么？”“要夺权，要改变党的路线，要让你休息！”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点点头说：“那好，你参加会议，深入到参加开会的人群中去，听听大家的反映。” 　　经过几天会议的发言辩论，江青看到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对彭德怀等人的言行十分愤慨，连刘少奇也揭发批判出不少彭德怀的问题。江青把情况汇总后报告给毛主席说：“这是一次党中央的路线斗争，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您的路线的。”毛主席沉思着说：“这个绝大多数也要进行分析。跟着彭德怀他们跑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件好事，彭德怀迟早是会暴露的，早比晚好。不过斗争才刚刚开始。江青呀，你的担子更重了，在中央，真懂马列的不多啊！”

　　庐山会议后，江青和毛主席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接三年自然灾害的挑战，迎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污蔑和挑衅。同时，他们认为，现在更需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让无产阶级占领思想宣传阵地，不然的话，外界的困难就会压垮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牛鬼蛇神会纷纷出笼，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马列主义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迎着困难上，不被阶级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自信掌握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江青也不例外，她从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她从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她从二十多年与毛主席相濡以沫、孜孜不倦汲取毛泽东思想的飞快成长中，认识到真理的伟大作用。 　　当悲观情绪笼罩在一部分人心头的时候，江青却独辟蹊径，要歌颂光明、歌颂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无产阶级的伟大形象。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多次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自己的意见：“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她的这些正确意见，或者被某些“大人物”压下去，或者被当作耳旁风，因为她的地位不够高，权力不够大，甚至有的人把她的话当成笑柄，当成批评、嘲弄的对象。江青却执着认真，矢志不渝，坚决要实现把工农兵搬上舞台的目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为此进行了“大破大立”的艰苦工作。

　　善于抓“大立”的典型。江青发现了上海搞京剧革命的好苗头，就亲自跑到上海，找市委领导谈，找编剧、导演、演员谈，从剧本的改写，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遴选，演员的唱腔、动作，音乐的配置，她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一一去抓。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奔波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京剧革命。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于首都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她在演职人员座谈会上讲道：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江青在这里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文艺观点。她在1964年7月8日的讲话中又强调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她还支持文艺系统的人员、院校的师生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的错误观点。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于十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表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说：“你们放心，不搞清楚不下战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她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提出“领导、作家艺术家、群众三结合”的革命主张，发挥了她三十年代的革新思想：演员可以怀疑导演，要允许演员和观众提意见修正剧本，破除“导演中心论”的陈规旧俗。江青不止一次地讲：“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顶着巨大压力，在1964年11月18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如何对待民族的和外国的遗产，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问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他们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他们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堕入形式主义，直到搞扭摆舞等等，民间音乐也商品化、爵士化了。 　　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敢于在世界上推陈出新，标新立异，那种‘非驴非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谬论，它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洋老虎’、‘土老虎’都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 　　当时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已十分严重，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会前会上会后，他们大放厥词：刘少奇说：“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可以开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看完《红色娘子军》发牢骚说：“工作了一星期，人们想到戏院来轻松轻松。相反，你走进戏院，看着这玩意，还是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彭真诬蔑京剧革命是“粗制滥造”，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子”“吃手指头”的小孩。特别是对《红色娘子军》更极尽嘲笑和污蔑：“只能说是象一个襁褓中吃奶的婴儿”，是难见婆婆的“丑媳妇”，他边看《沙家浜》边说：“象一杯白开水。”（江青反唇相讥：“你只有喝了白开水，才能喝茶、喝酒，谁离开了白开水也没法活。”）；周扬则搞了“新十条”，胡说什么“哪些作品是社会主义的，是非社会主义的，很难说。”“适合社会主义需要，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今后不要再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他还说：“如果所有的影片全表现阶级斗争也不好，大家看了会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定，不稳定。”他们还封锁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歪曲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制造了不少事端。 　　毛主席对江青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红嫂》、在看完《芦荡火种》后并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1964年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后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江青不怕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冷嘲热讽，顶着压力，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表扬，仍然一如既往，坚定自如。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讲道：“凡是我讲过的戏，我都一道参加修改，如《红岩》、《奇袭白虎团》、《杜鹃山》、《五把钥匙》。”随后她又集中精力，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使毛泽东思想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光芒。 　　江青除了在戏剧方面大立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抓了美术、音乐、电影方面的思想改造工作。她一九六四年冬参观美术展览时说：“油画应当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应当做到外为中用。”“不能因为学绘画艺术就不和工农兵在一起。这里有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作品在你们美术里面倒是有的，也许还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以及和资本家作斗争的作品，这里就没有看见。应当有这样的作品，应当有鲜明的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嘛！封建地主阶级倒是臭了，资产阶级呢？恐怕还有人觉得香吧？其实，应当搞臭才是。” 　　“搞臭资产阶级”，这是江青的远见卓识，是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 　　江青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同音乐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尖锐地指出：“你们学校（指音乐学院——作者注）的问题，有学校工作的问题，也有文化部的责任。现在情况复杂了，延安来的同志有的停滞不前了，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当然还有革命的。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好。”随后不久，她又对六十八部国产电影片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示出它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光辉。 　　由于江青身先士卒，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冲锋陷阵，在屏幕上，在舞台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地下革命斗争的京剧《红灯记》、人民武装斗争的京剧《沙家浜》，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剿匪斗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有表现解放后码头工人战天斗地英雄形象的京剧《海港》，有表现革命妇女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奴役不屈不挠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还有革命交响乐《沙家浜》。除了抓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江青从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搞‘三大’战役”的影片，“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她指出：“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的这些提法，都强调了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她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她的关心和指导下，一些比较优秀的军事影片拍摄成功，如《南征北战》、《南海长城》、《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

　　培养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新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江青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她发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年轻人，尽管后来他们被名利缠身而落伍了，但当时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和革命造反精神；在戏曲改革中，她发现了谭元寿、于会咏等好苗子；在思想舆论战线上，她帮助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俞铭璜（写《“有鬼无害”论》的作者）等一批新的理论工作者；她还和革命元老柯庆施团结在一起，使文艺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服务而出谋划策。 　　这些工作，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革新、改革，是完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进行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一九四四年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从以上所引几段毛主席的教导可以看出，江青在意识形态的重要喉舌——舞台上、银幕上大树工农兵的形象，宏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产阶级主旋律，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回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猖狂进攻。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的言行表明了她是“大破大立”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破”和“立”都遵循着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她的大胆创造，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宝库。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已逐渐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河山

第十四章　历史见证——文艺战线颂歌集锦

　对于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贡献，各界给予极高评价；对江青在电影、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方面的辛勤劳动，广大革命干群发出动情的讴歌。下面选十篇一九六六年电影、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系统的大字报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由于篇幅所限，只详录一篇，其余九篇仅列出题目。

第一篇：乱云飞渡仍从容——向电影战线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致敬

　　建国十七年来，电影战线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陈荒煤之流用卑鄙恶毒的手段专了政，篡了权。他们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致使电影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成为他们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阵地，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从建国初期就在电影战线上向这条黑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坚定不移地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事业无所畏惧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江青同志满怀豪情地号召我们：“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电影战线的权夺过来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电影战线上升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如同在戏曲战线上一样，作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为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电影战线上英勇奋战的先锋战士。让我们回顾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走过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激励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1949年，当黑暗的祖国即将逝世，黎明的曙光即在眼前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并在会上指示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路明灯，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珍贵法宝。江青同志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的教导，极其敏锐地看到了我国的电影事业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有前途。而当时迫切要解决的是由资产阶级经营的电影企业要不要收归国有的问题，这是让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问题。因此，在四月间，当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及时地提出：为资本家所经营的电影企业应尽早收归国有。 　　可是，就在当时，刘少奇到处散布“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谬论，公然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唱反调，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煽动资产阶级“必须要和工人斗争”，极其险恶地大肆叫嚣：“我们的党、政府、公营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找私人资本家和他们合作”，要“依靠”“自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这难道不是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吗？！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一句话，刘少奇是反对无产阶级来夺资产阶级的权，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扬也跟着其主子狂叫起来：“全国文化事业也不是全部由我们管”，要“鼓励私人资本家对影院的投资”。窃踞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的周扬同伙夏衍，在到职的第二天，就向上海私营昆仑电影公司老板秘告：“今后有事可找我。”接着，便借口“公私兼顾，发展生产”，利用职权大量地批贷款给上海一些私营电影公司，并到处宣扬所谓“电影创作分工论”，公然提出“上影可专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电影”。在夏衍的支持下，私营厂相继炮制了《乌鸦与麻雀》、《二百五小传》、《女大亨》等反动影片。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积极地贯彻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要夺资产阶级的权，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则支持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利用反动影片作为舆论工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阴谋勾当。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一再提出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电影事业的领导权。1951年，当江青同志看到周扬、夏衍在上海仍然顽固地与资本家继续炮制《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姐妹冤家》等毒草影片，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继续发动进攻，江青同志又挺身而出，向他们严正指出：“私营公司决不能照这样搞下去！电影生产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且指出：“生产影片不比生产茶杯，电影工作者如果不改造思想，片子是搞不好的。” 　　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大导演”蔡楚生听了以后，跳出来疯狂叫嚷：“为什么私营的片子只能演一星期?!用这样的办法建立国营片的威信是不公平的，可以互相竞赛嘛！”顿时，一群牛鬼蛇神都向江青同志张牙舞爪大肆反扑。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提出的必须在电影战线上进行夺权的革命行动，并由政府采取措施，指示有关方面进行私营厂国有化的酝酿与筹备工作。在周总理、青同志坚持斗争下，终于冲破了周扬、夏衍、阳翰笙及蔡楚生之流的阻挠，将长江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等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电影战线上的夺权斗争中，打了第一个胜仗，并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之后，就很快解决了。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解放初期，反动影片、戏曲、歌曲、书刊被资产阶级用为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武器。刘少奇也公然为反动文化大肆泛滥大开绿灯，胡说：“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使很多人失业。”于是，刘少奇的死党胡乔木、周扬一伙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将香港反动的永华影业公司和反动文人姚克等炮制的大毒草《清宫秘史》拿出来公开放映，一些报刊随之为它大肆吹捧。刘少奇看后更是大为赞赏，津津乐道地对胡乔木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 　　毛主席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看到《清宫秘史》之后，立即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是一部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勇敢地投入了电影战线上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江青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提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是，大阎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却疯狂地进行反扑，胡乔木竟厚颜无耻地捧出他的后台老板，大声叫嚷：“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妄图拿刘少奇的黑指示把江青同志的正确意见压回去，但这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获知之后，立即尖锐地批评了胡乔木。毛主席说：“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理屈词穷，阳奉阴违地不得不表面上“承认”错误，被迫停映了影片，但是，暗中却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胡乔木还嫌“太激烈”了，干脆就扣压不发，妄图蒙混过关。 　　1954年，毛主席看到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贼心不死，不仅妄想在《清宫秘史》问题上滑过去，又企图在《红楼梦》问题上打击、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于是又再次提出严重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少奇本来就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通过《清宫秘史》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在一次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非常恶毒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狂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没有学习，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此赤裸裸地进行疯狂反扑，恰恰暴露了这个“刘克思”本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的真面目。 　　毛主席又向刘少奇及其死党再次敲下警钟：“《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 　　毛主席尖锐的批语正中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点出了他们跟帝国主义、封建皇帝是一路货，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卖国主义的黑勾当。这一下促使他们乱了阵脚。此后，他们虽然不敢再出头露面地为《清宫秘史》唱颂歌，但却向毛主席、向全国无产阶级欠了这一笔罪债。 　　江青同志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死党面前，敢于展开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凭风多大，浪多高，坚定地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办事，显示了江青同志忠于毛泽东思想，敢于向敌人搏战到底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文艺战线上爆发了第一次大斗争

　　人民公敌蒋介石曾大肆吹捧武训的奴才精神是“坚苦卓绝”，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称颂武训“廉顽立儒”，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也不比他们“落后”，虽然没有公开颂扬武训，但曾对民主人士说：“我到天津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我要在你工厂里面做工，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这岂不是在大肆颂扬武训的奴隶主义和奴才精神、要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乞求剥削、屈膝投降吗？刘少奇这样污蔑工人阶级，比起蒋介石、汪精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异口同声颂扬“武训精神”，正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周扬、夏衍之流也狂热地吹捧《武训传》“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夏衍亲笔下手帮助修改《武训传》的剧本，亲自批下贷款，催促这部反动影片早日出笼。他们妄图利用电影这个舆论工具“教育”群众，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周扬看了影片后，非常满意、非常感慨地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美帝国主义也看中了这部毒草影片，花了大笔臭美金把影片买走了。可见，《武训传》是什么货色！ 　　毛主席发现《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广泛上映放毒之后，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指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必须进行批判。江青同志还没有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恶狠狠地顶回来，他恶毒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周总理见周扬如此顽固地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很快就下通知，一定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以肃清流毒，并教育电影及文艺工作者。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第一次大斗争。毛主席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于《人民日报》，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在其总后台刘少奇支持下炮制《武训传》和抵制批判《武训传》的罪恶勾当，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在全国展开大批判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周扬、夏衍之流受到沉重打击，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支持上海一些报刊宣扬《武训传》问题“你、我、他都有份”，故意制造混乱，为《武训传》辩护。周扬还直接跳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胡说什么《武训传》的出笼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是由于“事务主义的作风”造成的。 　　江青同志看透了周扬之流阳奉阴违的鬼把戏，为了彻底揭开他们利用《武训传》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政治阴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自指导了“武训调查团”去山东调查。周扬害怕江青同志撕掉他的假面具，派了他的秘书钟惦裴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但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调查团终于冲破了种种障碍和困难，经过深入、细致、准确的调查，后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武训历史调查记》以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周扬见他们的罪恶勾当被戳穿了，便赶紧以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自居，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假惺惺地作了个“总结”。过后，他又趁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会之机，反转来为《武训传》批判“纠偏”，大肆叫嚣这场大批判运动发生了一些偏向，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啦，“粗暴”“武断”啦，“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啦。实质上，他是向毛主席，向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江青同志实行猖狂反扑，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同志看到文艺界在周扬之流的控制下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次又一次出现反复，便亲自深入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中央反映。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在旧中宣部一次只限少数文艺单位领导参加的小型整风会上，有人点名批判周扬，周扬生怕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大暴露，想方设法，避重就轻。更恶毒的是他对江青同志的尖锐批评怀恨在心，胡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妄图把江青同志排挤出去。但这只是周扬白日做梦。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周扬的同伙夏衍、阳翰笙都保不住，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蔡楚生、史东山都受到批判。在江青同志坚决斗争之下周扬被迫作文艺思想“检查”，但由于其总后台刘少奇在背后为他撑腰，他就妄想在政治问题上滑过去，准备再来一次大反扑。江青同志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大大推动了电影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周总理指示：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制片、完成片、及发行计划和政策等提出指导意见。周扬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电影战线上，便玩弄阴谋进行抵制。他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凑塞进了陆定一、李立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一伙反党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虽然被这一伙牛鬼蛇神包围着，但她始终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非常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斗争。 　　1950年9月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胡乔木当即作了长篇报告，公然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在这里胡乔木不仅大讲“全民文艺”，而且极力反对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胡说什么“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江青同志当即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驳斥：“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同志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坚持斗争下，在1951年9月6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胡乔木、周扬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遭遇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就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不辞劳苦，亲自抓了和时时关心着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慌了手脚。周扬在1953年3月电影局召开的创作干部会议上大叫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胆写困难与矛盾”、“揭露社会矛盾”，大肆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图解表现政策”。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的战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南征北战》上映没几个月，除了周扬，这个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憋不住跳出来大声叫喊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外，林默涵也杀气腾腾地狂叫《南征北战》“不真实”，胡说《南征北战》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不足为训”。陈荒煤更恶毒地进行挖苦挑疵，说“导演和演员表现缺乏真实”“放弃根据地向后撤退，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研究创作方法，第一条就是是否真实地描写生活”。大肆宣扬“人性论”，胡说什么“共产党员最有丰富的感情，爱自己的妻子，也爱全世界人民。共产党员也是人”。这群牛鬼蛇神狂蹦乱跳，妄图一棍子把《南征北战》打死，他们对《南征北战》的攻击和污蔑，实际上，也就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和污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反扑，他们恨不得砍杀江青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和关怀而拍摄出来的影片。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和喜爱这部影片，给予影片以很高的评价，这使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之流的恶毒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电影战线展开新的战斗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后作了关于文艺界的两次批示，严重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针对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钟，毛主席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过后，在一次谈话中又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两家人》、《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纷纷出笼。邓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让《兵临城下》作为国庆献礼片。陈伯达同志看了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部反动影片，必须批判。周扬、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发行。《北国江南》公开反映后，有人登报大肆吹捧，康生同志发现后，立即指出影片必须批判。1964年8月间，周扬、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准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见此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几个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竟被阎王殿扣压下来。（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来，可见他们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虽然身体有病，但见到文艺界、电影界问题如此严重，斗争如此尖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间旧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向阎王们尖锐地提出：《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聂耳》、《舞台姐妹》、《两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须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经济双丰收。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计划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铺子》与《不夜城》。同时，又定下学术批判的调子，不许接触政治问题。即便如此，周扬还暗中捎信给《不夜城》的炮制者柯灵，要他“不要紧张”。

　　江青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设法在1965年1月间通过上海市委，指示这些坏影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为坏影片遮丑，以便让它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批判。周扬获知之后，极端害怕这条黑线从上海开刀因而全部暴露出来，赶紧先下手为强，伙同彭真、罗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诗玛》修饰后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对毒草片的批判，便当面要求周扬、石西民等一定要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讨论有关电影创作上的重要问题。周扬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连三发动猛烈攻势之下，步步被动，慌了手脚，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又在背后策划，进行破坏，故意拖延开会时间。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们迫不得已，又耍了个花招，叫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召集各厂摄影师去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转会议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们要捣鬼，便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另外，对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像提出批评，指出：这张像是抽象派画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议马上将此像摘掉。 　　周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会期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诋毁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周扬在会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甚至胡说什么“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全民文艺”“阶级调和论”，同时周扬又反对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导演中心论”，他胡说：“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极力要保住“导演中心制”，而且还要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江青同志非常气愤，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笔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写道：“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复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害怕这封信在电影界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们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于是，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队长。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就同时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四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同时又为自己独揽大权树碑立传。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惧怕，又这样仇视江青同志，就是因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惧，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冲破周扬、夏衍之流的阻挡和破坏，在忙于进行京剧改革的同时，深入到电影工作者当中，直接和制片厂的摄制组成员座谈，直接抓影片的拍摄工作，给同志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间在百忙中带病多次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奇袭白虎团》摄制组和山东省京剧团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把“反帝斗争”、“血的南京路”都给削弱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则“突出了姚母，大讲资产阶级恋爱经，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后来又指出：“电影《人民战士》很不好，凄凄惨惨，最后进关时只剩下刘兴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战争是那么残酷，那有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励电影工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洋教条、洋迷信。要有雄心壮志，搞出好作品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阶段，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进步的东西，在意识形态、文艺领域是腐朽透顶的，对我们没有用处，一定要奋发图强，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江青同志对电影工作者这样热情、诚恳、坦率地批评和勉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一道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仅说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别是亲手抓了《南海长城》的拍摄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样板电影树起来，要在电影战线上真正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二月间，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于四月十日发出文件，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这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充分肯定《纪要》。毛主席还在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搏斗的时刻，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猛烈开火。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毛主席击中要害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后，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揪出了文艺界、电影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总其后台刘少奇，把他们统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彻底破产。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攀登无产阶级革命电影的最高峰

　　当代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三十年代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是鲁迅先生，六十年代文艺革命、电影战线上的先锋战士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捍卫和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优秀战士。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千百年来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中国戏曲、西欧芭蕾舞交响乐，经过一场深刻的革命，引向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革命航道，这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伟大创举。江青同志自建国初期在电影战线上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斗争，实质上就是电影战线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之流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虽然在垂死挣扎中屡次进行歇斯底里的疯狂反扑，但是，任凭敌人耍什么鬼花招，捣什么乱，最后必然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江青同志正是在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尖锐斗争中冲杀出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革命的电影事业闯出一条攀登世界电影高峰的道路，为世界革命文艺、革命电影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最近，江青同志发出了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我的雄心壮志——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希望同志们努力……” 　　让我们向敬爱的江青同志学习，向敬爱的江青同志致敬！为在银幕上体现光焰无际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为使电影艺术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艰苦奋斗。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学习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学习您“对工作的极端的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您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愿在您的指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踏步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第二篇：京剧改革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江青同志在北京京剧一团蹲点情况（略）

　　第三篇：革命红灯万代明——记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诞生（略）

　　第四篇：无限风光在险峰——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诞生（略）

　　第五篇：披荆斩棘第一人——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诞生（略）

　　第六篇：风景这边独好——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的诞生（略）

　　第七篇：革命芭蕾舞的红旗要我们来扛——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略）

　　第八篇：《奇袭白虎团》在斗争中诞生成长（略）

　　第九篇：毛泽东思想的雨露培育了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略）

　　第十篇：走我们自己的路——记革命交响乐《沙家浜》（略）

河山

文艺革命招贴画

河山

江青外传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

关于江青的两本传记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1976年，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想到的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 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余宋一招

为了了解历史！

河山

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fficeffice\" />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ffice:smarttags\" />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此外，会见她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老革命家，是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说：美国人知道宋美龄，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